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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 “三江江南”的生态环境基础
发布时间:2019-04-04 10:06 来源:未知
  “汉志三江”水系在历朝历代都有很大的变化,构成了 “三江江南”的生态环境基础。今皖南、苏南、浙江与上海水系相连,均属古代 “三江”范围之内。其中有关“古中江”方位及变迁争议较多。《禹贡·导江》说“东为中江入海”。古中江上游青弋江、水阳江两流域与中游太湖流域水系相连贯通,两流域之间有一沟通太湖和古丹阳湖的胥溪运河,其关键河段在高淳东坝和下坝之间的分水岭处,自春秋至唐代一直通航,至唐末水利失修、航运不畅。明太祖定都南京,重开胥溪。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商旅皆由东坝往来,遂自坝东十里增筑 “下坝”,东坝则称“上坝”。胥溪因此被截为三段,东坝以西称“上河”,下坝以东称“下河”,两坝之间则称“中河”。从此胥溪运河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分节通航。三禁开放后,江南市场迅速扩大,对外贸易港口日益增多。随着中外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明清江南白银流通迅速增加,进入了长达四百多年的“白银时代”。西方商人将美洲白银航运到亚洲,通过马尼拉等东南亚贸易中心和澳门、广州等港口交换江南货物,使白银大量流入江南地区。江南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因此空前加强,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圈,被学者称为“中国的心房”和“东亚的心房”。 明嘉靖年间,编绘《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又编绘《长江防御图》与《太湖防御图》,其《江南经略》中绘制46幅《江防图》和29幅《湖防图》,都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海防战备图。海防地位日益提升,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发生整体转型。
  综观明清西北边防与东南海防关系史,联动互动发生多重变化。核心是“前庭”与“后院”位置颠倒,即明清东南沿海由“后院”变为“前庭”和“门户”;其次是陆权与海权关系变化,郑和下西洋、海权时代开启;三是国家守成与开拓关系变化,表现为“洋防”变“岸防”,战略防守代替了战略出击。明代“防入”一变为清代“防出”,最后必致“塞防”与“海防”之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边防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一旦边防危机与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顾,如何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战略关系就成为难中之难。全国各大商帮形成,纷纷云集江南市场。 “江南的地域环境为商帮搭建了平台,而商帮更造就了繁华的江南”。及至清代,正如冀朝鼎先生《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书中所说,由于海禁开放和世界贸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到西方工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铁路修建、工商业发展,起到列强经济与政治行动基地作用的东南商埠,就成了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重心,甚至每一港口都控制着一个主要区域。新区域地理轮廓上与老区域一致,“但经济基础、区划涵义以及区域范围则与老区域大不相同”。 “地缘文化”是指局部地理环境引起的社会、文化差异与因缘和合之关系。“文化江南”的立论前提虽是地缘文化结构的抽象空间,但其空间结构及其区域文化内在规律和模型则形成具体点、线、面加以支撑。所谓江南胜景、鱼米之乡、佳丽之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千百年来使人神驰梦想;粉墙黛瓦、砖雕门楼、水巷人家、亭廊楼台、小桥流水,烟雨缠绵,风情难解,无不深深镌刻成为景观。天道与人文在这里奇迹般交汇成明媚灵秀的山水长卷,构成江南地缘文化结构的核心和灵魂。
  首先,“江南文化”是古代吴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的重叠与融合。地缘文化学首先探讨区域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江南区域地缘文化包涵着古代吴、楚、越三大分支文化内涵。三楚、三吴与百越文化彼此重叠,在三江江南融合成一体,形成 “三江江南”这种地理空间尺度上吴、楚、越相互融合,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形成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江南地缘结构的丰富内容。说明“文化江南”与“江南文化”,既是长期的地缘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古代吴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现代圆融。
  特征,而且也显示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江南的国家基石地位也在日益提高,充分说明地理环境是影响区域发展的最持久的因素。“江南名郡数苏杭”。明代大学士徐有贞说苏州号“天下三甲”,即郡甲天下之郡,才甲天下之才,学甲天下之学。至少在明代中后期,江南百工技艺及其时尚产业产品中,“苏”字品牌取代传统的“吴”字品牌而与 “京”字牌产品竞相媲美。“苏造”“苏工”“苏作”“苏样”“苏式”“苏意”“苏派”“苏铸”“苏绣”“苏画”“苏裱”“苏宴”“苏钟”“苏灯”等带“苏”字头品牌;与已有的 “吴戈” “吴甲”“吴剑”“吴钩”“吴器”“吴装”、“吴冠”“吴锦”“吴绫”“吴娟”“吴笺”“吴扇”“吴帻”等带“吴”字头品牌竞相流行,工艺技术和质量标准引领时代潮流。正如张翰《松窗梦语》所云:“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明媚灵秀的山水长卷,构成江南地域文化结构的灵魂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于4月1日盛大开幕。当地时间2日下午,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博大社”)主办,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对话·成长”——《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海外出版论坛在书展现场成功举办。
  《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中文版由中少总社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少总社与博大社借助《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意大利语版图书正式出版发行的契机,在世界最大的童书展现场,从图书内容出发,围绕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个人与世界的主题,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青少年成长与人类命运和谐发展这一重大命题。
  中国驻米兰副总领事张洪指出,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少儿出版业的友好合作,促进两国青少年共同成长,进一步凝聚中意民间友好力量,推动中意文化交融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向前发展。中宣部传媒监管局副局长李宏葵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全球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为青少年提供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是中意出版人共同肩负的崇高使命。《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意大利语版的出版不仅对于扩大中意少儿出版业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意大利的青少年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
  博洛尼亚大学校长代表安东尼奥·菲奥里称:“习近平主席经常提到‘友谊’这个词,这对于了解习主席想要传达的理念至关重要。《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这本书意义重大,它能够帮助意大利青少年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帮助他们搭建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认为,《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这本书,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作是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一把金钥匙。它不仅能够帮助各国小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之“道”,中国改革发展之“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同时也能帮助各国青少年读者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理想,为各自社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
  比利时著名作家瓦力·德·邓肯认为,在《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中,习近平主席走30里路只为借书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他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认为,阅读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理念。
  尼泊尔当代出版社社长凯兰·高塔坶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荣幸能在2019年推出《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的尼泊尔语版。他提到,“习近平讲故事”是一个很贴切的题目,这本书揭示了习近平主席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尼泊尔青少年了解治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复杂性,也可以让他们从中获得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青少年的成长是关系世界各国长久发展的共同命题。《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精选47则故事,自2018年3月在中国国内上市以来,总发行量近90万册。此次意文版的发布,将这些带有“中国特质”的养分与意大利的孩子们共享,促进了中意两国青少年间的交流和理解,也为意大利读者读懂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作为中国东南核心的“江南”,是历代文人学者不断构想的、时空界限难以固定的历史文化区域,所以称“文化江南”。如果说“文化”是历史的投影,那“文化江南”的地缘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就决定了“江南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虽然“文化江南”可判为大、中和小等不同范围类型,但实质上都是江南地缘结构演变之一体多相。
  “地缘”是由地理位置联系而形成的系列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纽带而形成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区域社会关系。“地缘结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时代共性又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结构的功能有机体。
  明清以来,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变化之上的江南地缘结构之变化,体现为多维区域空间结构的现代转型。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西方殖民势力兴起来华,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江南区域的地缘结构也相应发生较大变化。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江南地缘要素发生变化,形成现代江南的性质特征,是今天划分江南历史地理范围的基本依据。
  作为空间结构中海陆复合的时空压缩体,“江南”在生态环境方面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称。“三江”一语出自《尚书》和《周礼》等历史典籍。《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彭蠡既豬,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三江”方位,历代学者多有异说,其中“北江、中江、南江”说最有代表性,该说源自班固《汉书·地理志》,经《水经注》等补充完善,简称“汉志三江”。
  其中, “古北江”即今长江下游扬子江,“古中江”即古胥溪运河今芜申运河,“古南江”即今新安江到钱塘江。
  到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各大自然水系,经过众多的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水网密布的江南鱼米之乡,是江南生态地缘结构近现代转型的重要表现。相比其他区域,“三江江南”最大的生态特征是因水而成,其自然生态结构首先体现为长江下游江、河、湖、海航运及水利灌溉联成一体,使长江下游三江五湖成为一个基本可控的流动循环系统。可见明清以来“三江江南”与“《禹贡》扬州”“《汉志》三江”“魏晋江东”和“唐宋江左”等一脉相承,中江太湖流域成为江、河、湖、海水系循环的中心。所谓皖江漫漫,越水滔滔,吴波漾漾,正是长期以来皖南、苏南、浙江分散水系逐步融成一体的新生态景观,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有机互动,江南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皆因此得以持续发展。
  从地缘政治上看,到明清时期,江南战略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了江南地缘政治的战略大调整。明代长江下游,沿三江水道设置系列军事重镇,构成国家东南战略枢纽。邹逸麟教授《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一文,专论江南地区历代政治地位变迁,重点讨论明清“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及其国际枢纽地位的形成。如果将明清中国比作一个“孤岛”,其“心脏”就是江南,它的空间形态虽在中国,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早已开始国际化和全球化,并通过空间层级互动与北方京畿宫廷联为一体。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1553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其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势力相继东来。19世纪中后期,清朝东南海疆、西北边疆同时危机,引发了清廷内部海防与塞防之争。
  随着海上侵略势力到来和东南海防的日益重要,国家战略重心也向东南转移。乾隆《江南通志》认为,如果以南京为江南之首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严州八府则是江南之“腹心”,安庆、池州、徽州、太平、宁国、广德等皖南府州为江南之“脊背”,浙江绍、宁、温、台、处、金、瞿七府则为江南之“尻脊外蔽”。
  明代“银禁”“海禁”“边禁”等开放后,江南步入全球化从地缘经济上看,自明中期“银禁”“海禁”“边禁”等三禁开放后,江南社会经济开始正式步入全球化轨道,中国社会早期近代转型的经济基础在江南区域形成,表现为明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增长,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率先松动与缓慢转变。在此基础上,江南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率先步入早期工业化时代。
  这种“不同”的现象早在明代已露端倪。郑和下西洋出海之港,“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泊”。
  “楚辞”“越韵”唱“吴歌”的历史旋律。一方面江南文化内部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几个分支,另一方面“皖韵徽风”、“越韵浙风”和“吴韵苏风”又共同构成了“江南文化”与“文化江南”的历史底蕴。
  其次,文化地理学从地理角度研究区域文化,着重研究文化传统是怎样影响人们生活空间的演化。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与理解不同,加上环境、物质要素、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文化要素必然会表现出种种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类型和个性,这就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统 由此可见,通过地缘结构转型看江南空间结构及其内容特点之变化,不仅透视了“三江江南”率先开启社会经济现代转型的地域一性特征。表现在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方面,出现江南大区域内不同区间文化彼此竞争与融合,流派纷呈。特别是江南各地学术发展,出现新安理学、吴中实学、桐城文学、浙东史学、皖吴经学以及太谷学派、泰州学派等争奇斗艳,是江南区域文化一体多元的主要景观。所以文化江南的时空界限,往往不限于近代江南的地理范围,而早已成为风景秀美、气候温暖、安定富庶、文教兴盛的地域代号,甚至有“塞上江南”和“塞外江南”的雅名美称。
  再次,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那么吴方言就可以是江南文化的核心标志,以此划定标准和方法来确定文化江南的地理范围,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认同。若以 “吴语区”作为文化江南的范围界定,又有狭义吴语区和广义吴语区之别。狭义的吴语区通常以苏州话为代表,因为苏州话因声音委婉动听,有“吴侬软语”的美称,主要通行于吴中地区。广义的吴语区主要指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福建西北角,以及这些地区迁出的吴语移民区。